「万物简史」是什么导致了德国分裂？

原标题：「万物简史」是什么导致了德国分裂？

刚刚结束不久的德国大选对默克尔领导的执政联盟而言是“输赢参半”：两个主流政党得票率创下 1949 年来新低，而新极右势力政党德国选择党（AfD）以 12.6％ 的得票率首次进入国会，成为国会第三大党。

德国社会的分裂程度比人们之前预想的要深。有人认为这是默克尔的难民政策惹的祸，对难民和外来移民的“过度慷慨”不仅撕裂了民意，也连累了执政联盟的得票率。

将德国社会民意的分裂和族群矛盾的加深都怪罪到默克尔身上其实是非常不公平的，分裂和矛盾的种子多年以前即已种下，只不过人们低估了它开花结果膨胀壮大的可能性，虽然此前近三十年间已不乏族群冲突事件来提醒人们问题的严重性。

不过，至少有一个人早在二十多年以前即已体认到德国社会深深的裂痕，并对其事关民族主义的前景感到忧心。这个人就是加拿大学者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他在后冷战初期来到刚统一不久的德国，通过自己敏锐的观察发现了在德国围绕民族主义的两种乌托邦的坍塌：

一边是一个德意志人的德国的乌托邦，另一边则是一个向全世界开放的德国的乌托邦。

两德统一带来的西部和东部德国人以及从海外回归的德国人的亲密接触，让德国人第一次深刻意识到彼此间的差异和隔膜，也让那些憧憬“一个德意志人的德国”的右翼人士感到巨大的失落。而对于德国的自由派而言，由前南联盟和前苏联地区的战乱导致的难民危机，让他们在战后第一次感觉要被迫放弃后民族主义国家的乌托邦，更加冷静地思考德国的民族利益。即使是对自由派而言，某些民族主义的对话也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不得不讨论配额、限制、遣返、对德国失业率的优先考虑，这些话题并不因为其与右翼的联系而可以视而不见。换言之，战后基于愧疚和补偿心理构建的一种后民族主义身份已经无法应对现实冲击，还有害于一个健康的民族主义观念的构建。

令情形更加紊乱的是当时还在德国实行的的种族民族主义国籍法。德国第一部《国籍法》诞生于 1913 年，由于当时皇帝威廉二世推崇血统论，这部法律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血统决定国籍”成为铁律。二战以后，联邦德国一直沿用了威廉时代的国籍法，这使得非德意志人加入德国国籍成为可望不可及的事情。

一个出生于德国、成长于德国的土耳其人不能成为德国公民，而一个来自西伯利亚、从未在这个国家居住过、甚至不会说德语没有语言优势和工作竞争力的德意志族人，却可以被授予公民身份，获得广泛的定居协助，这在很多德国人自己看来都是非常荒谬的。

后来出于促进族群融合的现实需要，德国通过了新《国籍法》，在历史上第一次有条件地承认了双重国籍，将传统的确定国籍方式由“血统论”改为了“出生地论”。按照新《国籍法》，从 2000 年 1 月 1 日起，凡是在德出生的外籍人子女，只要其外籍父母中一方在德已连续且合法居留 8 年以上，并已获得在德永久居留权至少 3 年，其自出生之日起自动享有德国国籍；待其成长至 23 岁后，必须在德国国籍和其外籍父母国籍中选择其一：如果选择德国国籍，必须放弃其它国籍，但只有当其拥有的非德国国籍不可能放弃的前提下，才允许其拥有双重或多重国籍。此外，10 岁以下的在德外籍人子女自 1 月 1 日起可享受与上述新生儿同等入籍标准。与此同时，新《国籍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外籍人申请加入德国国籍条件。

这部法律来得太晚，存在多年因不公正而引发的族群间敌意，很难因为一个法律规定的改变而一夕消除。与此同时，它似乎又陷入了两面不讨好的境地。

土耳其和其他外来族群认为自己即使归属于德意志国家，也绝不会归属于德意志民族。类似的诘问和失意叶礼庭早在二十多年前即已遭遇过。当时一个名叫胡赛因的在德国长大讲德语的土耳其年轻人向他抱怨说，即使最终能在德国获得公民身份，他怀疑也不会有多大差别，一张护照会让人们不再叫他肮脏的土耳其人吗？一张护照会让德国工人在工厂的车间里跟他一起抽烟吗？他有一张土耳其人的面孔，一张护照授予的正式权利不会改变德国人看到他的样子。

对于那些在东德长大，以痛苦的心情体认到西部同胞居高临下的怜悯的中青年人士而言，让外来族群享有公民身份，无异于一种民族背叛。这反而让他们更加敌视外来族群，并把自身的一切不幸都归因于外来族群，他们或是吃白食者或是抢夺工作岗位者。总之，他们不该来。

在叶礼庭看来，德国关于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历史阴影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可以被轻易抛在脑后。德国社会关于民族主义的分裂自现代德意志帝国形成起就开始存在。1848 年席卷德意志各公国的革命之后，法兰克福议会如此开明豁达，以至于其集会是依据德意志公民身份，不仅仅是那些种族上的德意志人，而是“所有那些在德意志居住的人......即使按出生和语言他们并非德意志人”。而在天平的另一端是保守派试图通过召唤“浪漫”的德意志“人民”构建的种族民族主义。此外，还有俾斯麦等人着力打造的“国家民族主义”，即力图首先形成一个民族国家，来创造对帝国机制的集体性公民依附。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左翼工人支持的党派拒绝表达民族性的言论，认为它是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另一方面，传统的保守主义未能在德国工人中为宪法民族主义赢得支持。希特勒乘虚而入，一方面将公民民族主义打翻在地，一方面把国家也即帝国民族主义与人民民族主义强行捏合在一起，转向一种极其恶毒的种族民族主义，并利用它来进行大众动员以建立极权体制。

叶礼庭在当时就指出，德国的未来既不是右派罔顾多元族群现实的种族民族主义，也不是自由派提出的超越民族主义，而是一种基于民主价值认同的公民身份基础上的公民民族主义。

近三十年过去了，德国离这一目标更近了，还是更远了呢？

在关于德国民族主义考察之旅的文章中，叶礼庭还访问了一位匿名的因不满法兰克福的多元城市文化而移居乡间的 K 先生。这位 K 先生似乎比光头党少年还令人不安，因为他出生于战后，不认为自己应该为德国历史上的黑暗时刻负责，并痛恨不能为德国民族“感到自豪”的挫败感。他认为德意志民族是“干净的民族，一个自尊独立的民族”。他想要一个德国人的德国，一个遵守法律、干净、有序、女人留在家里、电视不向年轻人宣扬色情和暴力的德国。

二十多年前在面对少年光头党时，叶礼庭并没有视其为威胁，因为他觉得德国中产阶级还没有“利用”他们。而现在 K 先生们做好与东部愤怒人士联手的准备了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比一二次选举的结果更能揭示德国的未来。

题图来自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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