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殖意识的产生对人类到底意味着什么？

原标题：生殖意识的产生对人类到底意味着什么？

纵观物种进化的悠久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大多数时间里，动物仅仅为了交配而交配。大约四亿年前，鱼类成为脊椎动物中第一个出现交配行为的物种。在神奇的自然环境中，鱼类和其他一些物种渐渐进化出通过交配而繁殖后代的能力。不过对于大部分物种而言，交配并没有什么别的目的。然而，性爱对于属于灵长类动物的我们而言却有着其他用途——性爱能够帮助人类繁衍子孙后代。人们想要了解关于性爱和自己究竟从何处而来。多少人为此冥思苦想，而思考结果反过来对人类的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从性爱、结婚、抚养子女到组成家庭、社会和同盟，一切的人类行为都与关于性爱和自身来源的思考有关。很长一段时间里，持传统进化论观点的人一直认为人类的性爱、繁衍和亲属关系与其他哺乳动物的交配、繁衍和亲属关系别无二致。现在来看，他们大错特错。就交配这个问题而言，人类和地球上其他具有交配行为的物种有着本质区别。

所有靠交配实现繁衍后代的动物都有着强烈的“性冲动”。如果某种动物失去性冲动，它们很快就会灭亡。对于大多数动物而言，性冲动一旦出现就要尽快得到满足。因此公猫在小巷里觉察到发情的母猫后会大声嚎叫，公牛闻到可供交配母牛的味道时会发出声音。动物无法对性冲动视而不见。不过性冲动不是“繁衍冲动”，至少很多动物在交配时没有要繁衍后代的想法。我们知道性爱和造人密不可分，但公猫不知道。它只是想找到一只发情的母猫罢了。交配的确能给社会关系较为复杂的群居哺乳动物（尤其是灵长类动物）带来很多好处。在很多猴子和猿猴的族群中，雄性领袖通常是自己“任期”内大多数新生儿的父亲。它们能自由的与一切具有生育能力的雌性交配，还可以阻止族群里其他成员与雌性接触。但是，人类交配的方式与其他任何动物都不一样。我们发明了对处女的推崇、婚姻关系、阉割、避孕、促进生育的技术和遗传基因工程。如此一来，性爱便在各种文化和情感的捆绑下具有了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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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为什么对灵巧的手指、聪慧的大脑和分享复杂观点的习惯产生独特的赞美和崇拜？这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我们的祖先进化出智力，进而发明了艺术、技术和充满活力的大规模政治活动。然而回顾人类发展过程中的英雄事迹时，我们常常会忽视一个细节。古人类意识到自己与某些人有亲缘关系，与另一些人没有亲缘关系。他们觉得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就是交配。不得不说，古人类的这种想法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对人类成功统治地球起到了不小的帮助作用。

流行文化中充满性爱元素，科学也对性爱有着浓厚的兴趣。当然，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如此大规模的动物进化活动是如何发生的？今后会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交配是解答这些问题的关键。根据传统的进化论观点，“有利于生存”的基因能遗传给下一代是因为它们能帮助动物在特定环境中掌握生殖优势。这就是自然选择。研究交配和繁衍问题时，科学家尤其喜欢使用性选择理论：动物性状的进化与配偶选择和交配习惯有关。在这种观点指导下，科学家努力想要把进化“策略”认定为人类交配、婚姻和亲属关系的起源。在科学家看来，这种进化策略让我们摆脱灭绝的命运而生存下来，并且掌握了不断进化的能力。

换言之，如果你认同主流的达尔文进化论观点，那世界就一定有控制交配行为的基因。这些基因控制着动物（包括人类）的交配行为，使动物们能够成功不断繁衍生息。因此，这些基因（和它们所控制的交配行为）将永远留存在动物群体之中。如果自然界中的事情真的这么简单，那么世界上也应该存在控制择偶偏好的基因，控制单一配偶结合模式（比如一夫一妻制——译者注）的基因和控制多配偶结合模式（比如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译者注）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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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和果蝇体内存在不少相同的基因，而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相同基因数量更多。从生物学角度看，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是与人类关系最亲近的“亲戚”。我们和这两种动物体内相同基因组的数量堪称惊人。如果基因能控制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交配行为，我们只需要研究它们便可以很好地了解自己。没有人能够指出是哪些基因决定杀婴犯的行为，也没有人能够指出是哪些基因决定了人类对乱伦行为非常抵触。为什么黑猩猩和某些猴子非常喜欢杀死新生儿？为什么人类社会的不同文明中都普遍存在乱伦禁忌？在科学家看来，问题的答案自然是基因，而且灵长类动物体内都存在控制杀婴行为和抵触乱伦的基因。如此一来，进化心理学和进化论便能从更广阔的角度以更清晰的理论框架分析理解人类的性爱——人类的性爱也适用动物的交配模型理论。

1997 年，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心智探奇》（How the Mind Works）一书中写道：“人类的交配系统与其他任何动物都不一样。但这不是说人类的交配系统能够摆脱动物交配系统基本法则的控制。这些基本法则在成百上千种动物的交配系统中都有体现。”在 2004 年出版的《变异》一书中，演化发育生物学家阿曼德·利莱（Armand Leroi）对平克的强硬观点进行了总结：“野鸡和斐济人的心理学状态是完全一样的。”适用于所有动物交配系统的基本法则指的是性选择——无论何种生物，性选择都以相似的方式驱使它们进行繁殖行为。传统理论认为，影响动物选择性伴侣的因素（比如孔雀华美的尾巴和男人浓密的胡须）实际上是优秀基因的外在体现。换句话说，这些外在特征代表了个体的遗传基因能表达出强壮或者健康的性状信息。因此我们选择的不仅仅是一个大胡子的男人，更是一系列能遗传给后代的有利基因。传统理论抹杀了人类繁殖行为中的一切独特性，使我们与其他动物别无二致。达尔文主义者给人类的很多交配行为增添了神圣化的色彩。他们认为这是人类的“天性”，可以类推适用于其他灵长类动物。这个观点体现了他们对一切正确科学理论的偏见。如此一来，人们便产生了很多奇怪的想法——男人的基因导致他们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女人的基因导致她们要不断寻找群体中的男性领袖，一夫多妻制符合男人的天性，一夫一妻制符合女人的天性…通常而言，人们认为男性的暴力行为是进化过程留给男人的“基因财富”。无论是殴打孩子的继父还是杀死孩子的雄性黑猩猩，两者暴力行为背后的动机和诱因是相同的。综上所述，人类便产生了一些“刻板印象”：雄性动物暴力，雌性动物挑剔。

我们很有必要好好研究一下这些深入人心的刻板印象，因为它们揭示了人类脑海中令人困惑不已的反馈回路：我们用其他动物的行为解释自己的行为，也用自己的行为解释其他动物的行为。

根据传统进化论观点，处于统治地位的雄性黑猩猩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之所以会杀死族群里的新生儿， 原因是它们知道这些孩子不是自己的。从主流进化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合理的观点，因为每一个生物生命的意义都是努力存活并繁衍后代。如果我的基因能在竞争中打败你的基因，那就更好了。我是胜利者，你是失败者，多么令人欢欣鼓舞。杀死别人的孩子后，处于统治地位雄性的基因（存在于雄性动物存活下来的后代体内）就能战胜（或者说在数量少超越）竞争对手的基因。适者生存，就是这么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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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想要消除人类性行为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交配行为之间的区别，于是黑暗阴森的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赋予神、动物或者其他事物人的特点——译者注）便应运而生。记者尼古拉斯·韦德（Nicholas Wade）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写道：“雄性黑猩猩和狒狒倾向于杀死它们认为不是自己孩子的新生儿。因此雌性会在每次怀孕前与尽可能多的雄性个人交配，尽量模糊后代与任何一个雄性之间的亲子关系。”这表明人类以外的其他灵长类动物知道精子会转化成新生儿，而交配行为则是制造新生儿的必经过程。另外这还表明其他灵长类动物对亲缘关系有所认识，脑海中存在父亲的概念。如果不是这样，那韦德的文章就只是为了取悦读者而有意描述了动物的交配行为和暴力行径，使之看起来像《权力的游戏》一般黄暴异常。实际上人们的这种解释可以站得住脚，因为另一个更为科学系统的解释并没有说服力：雄性狒狒、大猩猩和黑猩猩会杀死新生儿，但它们不太会杀死依附在与自己交配过雌性身边的新生儿，因为灵长类动物之间在交配之后便会产生附属关系，雌性会成为雄性的“附属品”。

用拟人论解释动物的繁衍策略看起来诱惑力非凡。落入陷阱可不仅是新闻业，连科学家也未能幸免。灵长类动物学家萨拉·赫尔迪（Sarah Hrdy）研究了雄性的间竞争和雄性狨猴照顾自己后代的情况。她在《母亲和其他人》（Mothers and Others）一书中充满嘲讽的说：“因为没进行 DNA 检测，所以狨猴根本不知道新生儿的父亲究竟是谁。”实际上，真正导致雄性狨猴不知道新生儿父亲是谁的原因是生殖意识（reproductive consciousness，即交配能繁衍后代）的缺失。也正是因为没有生殖意识，狨猴才根本没有“父亲”或者“生父”的概念。促使雄性狨猴选择照顾自己后代而不是他人孩子的原因另有其他。

进化论对人类交配策略起源的猜想不仅使科学产生了将人类“拟动物化”的倾向，更使科学陷入混沌纷乱，倾向于用“拟人化”思维看待其他动物。

但正如认知学家、人类学家丹尼尔·波维内利（Daniel Povinelli）在《隐藏在猿猴外表之下的秘密》（Behind the Ape’s Appearance）中所言：“如果黑猩猩不能理解看不见的实体，那我们便经常需要用完全不同的理论解释人类和黑猩猩的行为。即便有的时候两者的行为看起来几乎相同，我们依旧要对其做不同分析。”黑猩猩不知道什么是重力，不能合理的解释重力，也不会归纳重力的基本规律，但它们却能在受重力控制的地球上灵巧穿梭。同样它们不知道交配行为的后果，但也能分得清哪个是自己的孩子。人类与猿猴的行为本质上非常类似，但我们知道繁衍后代是男性固有的特性。在人类世界里，男性和女性可以拥有后代和兄弟姐妹，我们对亲缘关系的信念塑造了社会和政治环境，亲属继承我们的各种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人类继承文化的复杂程度堪称举世无双，是动物王国中任何其他成员都不能比拟的。

我们要用一系列理论解释为什么处于统治地位的黑猩猩会杀死与自己没有亲缘关系的新生儿。仅仅直接解释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将黑猩猩的行为与人类家庭和繁殖文化（比如家庭暴力）彻底的区分开来。

人类的一夫一妻制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而研究学者也提出了很多颇具影响力的观点。同样，这些观点也没有认识到人类的特殊性。灵长类动物学家伯纳德·沙佩（Bernard Chapais）在《原始人的亲属关系》详细介绍了人类一夫一妻制、母系血统社会、父系血统社会和异族通婚（为了避免近亲繁殖）的发展过程。与其他很多科学家一样，沙佩也认为人类独特的交配习惯和家庭结构是自然选择和性选择造成的常规结果。在他看来，自然选择和性选择对处于特定生态环境且有着特定需求的动物而言更有利，因为它们使用了特殊的交配策略。沙佩和很多其他科学家都表示，理解人类的交配策略时不需要考虑我们对生殖行为的独特自我意识。

人们普遍认为婴儿的消耗实在是太过巨大，因此人类为了适应自然环境而发展出一夫一妻制。人类的婴儿体积巨大（意味着食量大），发育到能独立生活的速度也很慢。因此除了祖母、母亲的伯母和姐妹之外，孩子的哥哥、父亲以及父亲家族的其他亲戚也会做出拟母行为（allomother，除了母亲之外的其他人照顾婴儿的行为）。正因为如此，人类才能繁衍至今且发展壮大。作为系统理论的出发点，这个解释倒也不算太差劲。这个理论能够解释%&&&&&%其他灵长类动物（比如枭猴和狨猴）中会出现愿意照顾新生儿的“父亲”。雄性枭猴“不知道”哪个是自己的后代。当然，这里所谓的不知道是指它们对后代的理解与人类完全不同。但是，自然选择更偏爱（或者说至少不排斥）愿意照顾后代的雄性枭猴——它们拥有生殖优势，可以将这个行为遗传下去。通过基因或者后天学习，子孙后代都能学会照顾新生儿。从表面来看，这与人类的行为非常相似，其中缺少的仅仅是人类亲子关系带来的复杂影响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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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吸引力和觉醒的大致程度来看，我们和其他动物差不太多。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观点。但是，能体现“动物本能”的是在昏暗潮湿的角落幽会，而不是感人肺腑的结婚誓言。人类的性欲与信仰、知识、有意识的思考、过去以及未来有关。更重要的是，人类对婚姻的安排（有人的婚姻在出生时便被安排好）极大的影响了一生中的性行为。新的遗传基因研究表明，婚姻其实是非常古老的人类行为。人类难以脱逃受到社会文化环境影响，因此你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所有人都无法完全自由的决定自己的婚姻。这是一种对进化过程中选择伴侣方式的全新解释。和其他社会性动物一样，我们会为了争夺伴侣而激烈竞争，也会在挑选伴侣过程中挑三拣四。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想要和伴侣发生性关系，更是因为我们想要和伴侣一起繁衍后代。婚姻意味着两个家族的融合，意味着要一起打造共同的未来。生殖意识不仅仅是人类交配行为的产物。相反，它还反过来极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交配行为。

在 1997 年出版的《性爱的乐趣》（Why Is Sex Fun）一书中，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认为人类的性行为具有特殊性。很多时候我们做爱的动机不是繁衍后代，而是消遣娱乐。不过人们太过于关注书中对于性高潮和性爱技巧的介绍，因此忽视了戴蒙德的核心观点。动物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交配，快感的确是其中之一。但是除了我们之外，没有任何一个物种会以繁殖后代为目的进行交配。所以除了《印度爱经》这样的复杂性技巧之外，生殖意识也是将我们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的重要因素。人类不是在偶然间学会性行为的。实际上，我们知道性行为的后果。这甚至可能是导致人类成为地球上独特生物的重要转折点之一。具备生殖意识之后，人类知道自己与其他人之间有着各式各样的亲缘关系：我们有祖父母、父母、兄弟姐妹和儿女。我们知道性行为能产生后代，而子孙后代意味着亲缘关系。这种认知产生的那个瞬间堪称生命发展历史的转折点之一。

所以我们最初是怎样产生生殖意识的？

据我们所知，人类是唯一一种会花时间思考自己感官感知不到东西的动物。新生儿究竟从何而来？仅凭观察无法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领会一个道理：今天发生的日常行为会对未来产生长期性的影响。换言之，我们要明白动物的出生和很久之前发生的交配行为有关。不同动物怀孕的时间长度不同，老鼠需要二十天，猫需要两个月，大猩猩和鲸鱼需要八个月，大象则需要接近两年。包括倭黑猩猩在内的少数动物在怀孕期间依旧会交配。虽然怀孕的时长不会改变，但这的确能缩短最后一次交配行为与新生儿出生之间的时间间隔。可是即便如此，动物们只有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才能将交配行为与怀孕以及新生儿联系起来。目前来看，只有人类拥有这种想象空间。除此之外，语言能力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想象力和语言是人类出现生殖意识的重要原因，它们让人类能够思考抽象的概念并且通过交流加深理解。进化完成之后不久，人类便理解了交配和新生儿之间的复杂关系。然后我们不断重复着从交配到迎接婴儿呱呱坠地的过程，进一步完善了脑海中的生殖意识。生殖意识出现之后没多久，人类又学会了在部落成员背后说人闲话。

波维内利认为抽象概念能力指的是大脑能够思考和理解“幽灵、重力和上帝”。灵长类动物学家一直想要证明人类和“近亲”（其他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之间的差距其实很小。但是他们也承认，抽象概念能力的确是人类独有的特殊能力。波维内利说：“人类的精神生活和黑猩猩的精神生活非常类似，对于可见事物而言，两者的大脑中都能形成无数概念。很多时候，两者对可见事物的概念还完全一致。但是人类与黑猩猩也存在本质不同——人类大脑也可以针对不可见的事物形成概念。”如今我们已经对非人类生物的认知系统有所了解，知道动物并不具有怀孕和繁殖的概念。除此之外，它们也未形成亲缘关系的概念，不知道族群内任何成员——尤其是雄性成员——与新生儿的关系。只有人类才能利用强大的想象力理解过去和未来，找到两者之间神秘而玄妙的联系。所以在动物的世界里，生殖意识是不存在的。

我们不知道人类祖先最早于何时开始用强大的想象力理解抽象概念，也不知道人们祖先在何时灵光一闪，明白了男人+女人+其他想象因素=新生儿。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描写了人类出现生殖意识的场景，比如琼·奥尔（Jean M Auel）的《洞熊家族》（The Clan of the Cave Bear）和此后的续作《野马河谷》（The Valley of Horses）。撇开科幻作品不提，我们其实不太可能知道当年祖先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历程才拥有生殖意识。不过，人类认知发展史却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有趣的线索。

学会使用火给古人类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让他们能够观察到有机物质的形态转化过程。在这之后，古人类便将从有机物质身上学到的东西应用到交配和繁殖领域。考古证据表明，最早学会使用火的是一群生活在距今大约八十万年前的直立人（Homo erectus）。他们居住的区域位于今天的以色列境内。五十万年之后，我们所说的智人（Homo sapiens）才成功完成进化。古人类也许会用火做饭。在觅食过程中寻获的鸟蛋能让古人类见证鸟蛋从无固定形状的液体最终转变成小鸟的过程。此后这种经验被古人类用在了新生儿的繁衍过程中。在大约六万年前的非洲中石器时代（Middle Stone Age of Africa）晚期，人类第一次真正学会利用鸵鸟蛋壳——将其作为水的运输和储存容器。但是在那之前，我们的祖先早已拥有抽象思维。

直立人，图片来自 Wikimedia Commons

考古证据表明人类有着独特的思维能力，能思考未来、过去和现在，也能将事情的前因后果结合起来琢磨清楚。如果我们的生殖意识诞生于最早考古证据存在的那个时期，那它大概起源于一百七十五万年之前，也就是直立人刚刚学会将石头打造成泪珠状手斧的时候。但是，我们始终还是不知道直立人是如何看待交配和亲缘关系的。如果只有我们的大脑才能理解生殖意识，那它最早可能形成于智人时期。即便如此，生殖意识依旧历史悠久，能追溯到大约二十万年到三十万年之前。智人的大脑经过一段时间的发育进化才具备现代人大脑所具备的能力，所以生殖意识更有可能起源于最近这十万年。考古证据也支持这个观点：智人将自己复杂精妙抽象思维的成果雕刻在蛋壳、石头和岩石上，甚至还在洞穴内以此为题材进行壁画创作。

无论人类的认知能力产生于何时，生殖意识都是有着将近十万年历史的古老思维。因此，它带来的文化副产品也应该历史悠久才对。受人类独特认知能力和文化环境的影响，我们发明了嫁妆、订婚戒指和婚姻制度。但是在进化生物学家看来，这些东西和直立行走猿猴眼中的灌丛蟋蟀、园丁鸟以及狼具有一样的价值。

生殖意识对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全世界的人类在规模较大的社会范围内建立起了一夫一妻制。通常而言，我们不会像黑猩猩和倭黑猩猩那样滥交。虽然有大量和不同异性发生关系的机会，但我们能够抵制诱惑。当然，出轨现象的确存在。不过大部分配偶还是能保持自己对另一半的“生殖忠诚”，就像与另一半分开的大猩猩和长臂猿一样。很多文化对多配偶制持拥护或者不反对的态度，然而现实中一夫一妻制还是最为常见的婚姻形式。即便在公认的多配偶制社会，一夫一妻制依旧是主流。伯纳德·沙佩（Bernard Chapais）和其他科学家推测称，过去数百万年间发生了一系列生态转移（ecological shift），比如有拟母行为的雄性更适应自然选择，而人类一夫一妻制的结合方式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慢慢在较大的社会范围内进化出形成、维持专一性关系的能力和愿望。生殖意识是对沙佩观点的补充还是完全替代沙佩观点的另一种思路？无论如何，生殖意识都可能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作用。

人类的性选择过程非常独特。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亲缘关系和繁衍后代的认识都影响了我们对配偶的选择和竞争。无论性别男女，只要你是表现优秀的社会成员或者父母（或者又称为优秀社会成员或者父母的潜力），生殖意识就会使你充满吸引力。为了能和你在一起，其他人需要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同样，个人或者所在家庭资源丰富且愿意分享也是性选择过程中的加分点。生殖意识能够很好的推动男女合作，而且这种影响甚至能够超越伴侣关系，扩展到成年兄妹之间。这又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类现象。对父亲身份的认识也强化了兄弟之间的关系。虽然雄性黑猩猩之间也存在合作关系，但它们不会因为兄弟身份而有意的提供帮助。相比其他灵长类动物而言，人类社会存在极为严重的“任人唯亲”现象——我们会给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人更多帮助。这是因为我们了解亲缘关系的概念，并为其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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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夫一妻制一样，全世界很多文化中都存在乱伦禁忌。事实上，乱伦禁忌已经成为一种全球通用的普遍原则。标准的进化论这样解释乱伦禁忌：人类的乱伦禁忌和动物的近交回避（inbreeding avoidance）都是普通的进化策略，主要目的是防止后代身上出现罕见且不利于生存的遗传性状。很多动物都有跟随母亲或者父亲居住的习惯。所谓跟随母亲居住是指雌性新生儿可以一直留在自己出生的族群中，而雄性新生儿则要在达到繁衍年龄后离开族群（雌性新生儿也要离开）。跟随父亲居住的情况恰恰相反。异族通婚在除了人类的灵长类动物和其他物种中非常常见，其带来的结果就是“近交回避”。但是，遗传学研究证明人们夸大了近亲繁殖的风险。实际上，近亲繁殖导致后代出现不利性状的可能性比我们印象中要低很多。还有些动物在交配时不会考虑近交回避问题，比如条纹猫鼬（banded mongoose）。雌性条纹猫鼬很乐意和自己的兄弟以及父亲交配繁殖。

乱伦禁忌促使人类与身边直系亲属之外的其他人交配。如此看来，导致我们寻找另一半时对一些人青睐有加而对一些人毫无兴致的可能是某些生物学因素。我们可以将乱伦禁忌看作是生殖意识的产物，说明生殖意识反过来影响了文化规范。生殖意识让我们在交配时充分考虑亲缘关系和互惠性，这是其他动物永远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广泛认可乱伦禁忌的社会规范使得父亲不能霸占女儿。实际上，女儿与家族之外的其他人结婚并繁育后代是一件对家族更有利的事情。乱伦禁忌迫使人们与其他家族通婚，使得不同家族之间建立起“联盟关系”。如此一来，新人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便可以从中受益。乱伦禁忌这样的社会规范对人类的繁衍生息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个体受益，社会文化也出现改变。我们不应单纯的将动物生殖模型套用在人类身上，因为人类有着独特的生殖意识。鉴于此，我们可以认为乱伦禁忌能帮助控制性欲，从而实现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果的最优化。当然，乱伦禁忌更是帮助我们优化了遗传基因。

这并不是说乱伦禁忌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文化现象。虽然它存在于我们的 DNA 之中，但这个具有社会强制性的交配规则却能给不同个体带来结局迥异的繁衍成果。如此一来乱伦禁忌就不再仅仅是生殖意识的产物，它更是从生理层面对人类产生了巨大影响。乱伦禁忌让我们放弃眼前的欢愉，转而关注长远的未来和交配行为的后果。社会文化就是这样影响了对生物的进化过程。

生殖意识只是人类文化的一个元素而已。人类的文化由大量行为、认知、价值观和信仰组成，它最终使得人类成功摆脱其他物种的进化模型而独树一帜。从进化角度来看，人类的许多行为都不符合自身利益：因宗教信仰而独身、避孕、堕胎、自杀性袭击、领养与自己无亲缘关系的婴儿、发动战争、杀害兄弟姐妹…有的时候，我们自愿从事这些根本无法延续自己基因的行为。实际上，这些行为反而会加速人类基因的消亡过程。

生殖意识使得个体和家庭成员组成家族。家族成员之间有着与生俱来的复杂血统关系，能像其他动物一样交换基因并将有利基因遗传给下一代。与此同时，各种有形和无形的文化习惯也在代际之间传承，反过来影响到了家族基因的前途命运。认识到交配能繁衍后代让我们产生社会准则和各种期待，对交配时间和对象进行了限制。仅靠受生物学因素驱动的交配行为自身永远做不到这一点。不过，生殖意识可不仅仅改变了人类的命运。人类在发展进化过程中渐渐统治地球，开始操控其他物种的命运。如此一来，生殖意识就通过人类行为彻底改变了地球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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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个冰河世纪（Ice Age）末期（大约 1-1.2 万年之前），人类开始由狩猎文明向农耕文明过渡。这种转变意味着新石器时代（Neolithic）的开始，也为“人类世”（Anthropocene）的到来奠定基础。目前，人类活动已经对地球生态系统造成了巨大影响。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人类世”将正式成为一个地质学时期。向农耕文明的转变发源于何处？又开始于何时？考古学家争论不休。导致文明发展方向转变的原因要么是耕种有着狩猎无可比拟的优点，要么是狩猎无法获得稳定的食物，迫使人们开始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当然，也有可能是上述两种原因都发挥了作用。无论开启农耕文明的原因是什么，古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速度是非常缓慢且步调不一致的。他们用了数百年，甚至数千年才真正完全适应了耕种生活。

本质上而言，驯化是一种隐含着深谋远虑和进化企图的捕食行为。早期的农民是第一批用人工选择替代自然选择的人。他们不得不做出各种决定：播种哪种植物，驯化生活在周边的哪种野生动物才能得到肉类、毛料、兽皮、兽奶和兽血。驯化行为产生之前，古人类也从事耕种活动。他们种植植物，养育动物，但却没有因为特殊性状而对种子和兽仔进行优化选择。即便未实施人工选择，步入农耕文明的古人类也对大自然有着丰富的认识和了解。在这一点上，他们和过着采集狩猎生活的祖先一样。农民已经知道植物授粉和动物交配是获得收获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掌握了更多关于农业和畜牧业的知识。旧石器时代的人们使用复杂的符号语言，充分了解动物和植物的各种行为。当然，他们自然也明白交配和繁殖行为的意义。

性情温顺、喜欢群居、产奶含脂量高…古人类更喜欢这样的动物。他们驯化了山羊、绵羊和乳牛，充分体现他们知道交配在动物繁衍过程中的作用。农民知道，有着符合自己要求性状的动物更容易繁衍出具有同样性状的下一代。如此一来，他们便能在帮助动物交配过程中做出更好的决策。时间发展到某一个节点时，古人类同样明白选择性授粉能让粮食作物按照自己的要求繁育——作物同时成熟、便于农民采集收割、味道更可口等等。授粉本质上就是植物的交配行为。早期农民是否理解这个概念？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驯化——带有目的性的人工选择过程，而非简单利用自然选择或者偶然行为——在人类向农业文明过渡过程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如果没有生殖意识，古人类不可能开展驯化活动。

向农业文明的转变意味着定居生活的开始。村落、小镇规模渐渐扩大，最终形成城市。在此过程中，地球上的人口数量急剧增加。我们发明了文化和政治，经历了大规模流行病的爆发，也给地球环境带来巨大影响。如果没有生殖意识，人类历史绝对是另一番面貌。

如今人类已经不是唯一掌握“养殖”技能的动物。蚂蚁“养殖”蚜虫，雀鲷“养殖”海藻，切叶蚁在自己收集而来的树叶上“养殖”真菌。但据我们所知，它们不是有意识的“饲养”特定真菌或者蚜虫，也没有通过“饲养”活动选择饲养对象下一代的性状。因此这不是驯化，也不是我们定义中的养殖行为。生殖意识是驯化活动的基础。如果没有生殖意识，人类社会中庞大复杂的农业和工业生态环境便不复存在。

鉴于此，早期农业文明中存在大量关于生育能力的故事和神话便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情。两千多年之前，古埃及墙上的铭文便揭示了阴茎所具备的创造生命的能力。象形文字记述了男性天神阿图姆（Atum）通过自慰创造出宇宙。两千多年之前，有人在埃利都（Eridu）的苏美尔城（Sumerian city，现位于伊拉克境内）用楔形文字记录了阴茎——尤其是天神恩基（Enki）阴茎所具备的强大创造力。根据记载，恩基自慰时流出的精液创造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汉谟拉比法典》（Code of Hammurabi）中的文字表明，巴比伦人非常清楚自己可以通过性爱活动实现后代的繁衍。

在《圣经》中，上帝让亚当和夏娃“生养众多”时便赋予他们的性器官生育能力。《摩西十诫》（Ten Commandments）要求我们孝敬尊重父母，不可奸淫，不可贪恋他人的妻子。成书于公元前 450 年的《十二铜表法》（The Twelve Tables）是历史上最早的罗马成文法，其中的文字证明当时人们对繁衍生殖概念有着相当丰富健全的经验主义理解。比如第四表第五条规定：“在父亲死后十个月后出生的婴儿不能被认定为其父的法定继承人。”可见在当时的法律中，人们就已经开始记录怀孕的时间并以此作为婴儿是否为由法定继承权子女的依据。两千年之后，人们才在科学层面对生殖繁衍有了全面的理解和认识。

人类可能在很久之前就对生殖繁衍问题有了基础性的认识。但是，怀孕过程的具体细节和胚胎的发育却更令人捉摸不透。来自不同人种的大量考古证据表明虽然人们似乎都知道雄性动物在生殖活动中的作用，但不同文化对雄性动物作用的具体细节有着各自的看法。生活在亚马逊盆地低谷地带的人们普遍认为，一个孩子诞生可能是多个男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母亲怀孕期间，多个男人的精子共同形成了胎儿。二十世纪初，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利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出版了《父性与原始心理》（The Father in Primitive Psychology），人类学家道格拉斯·洛克伍德（Douglas Lockwood）则写成了《土著居民》（Aboriginal）。在各自书中，他们分别记录了南非人和澳大利亚人的故事。这两个地区的人都认为性爱能“开发”女性，为怀孕“开辟道路”。

不过，马利诺夫斯基对生殖意识看法比较狭隘。有些构建起家长制权力结构的社会过去曾经是母系社会，这令人困惑不解。马利诺夫斯基试图用生殖意识解释这种现象的起源。他认为这种社会文化出现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父亲身份概念的缺失，二是人们不知道如何才能孕育出新生儿。马利诺夫斯基写道：“特罗布里恩群岛（Trobriand Islands，属于巴布亚新几内亚）上生活的人们已经建立起完善的婚姻制度，但却全然忽视男性在繁衍过程中的作用。当地人口中的‘父亲’只是单纯的社会性概念：一个娶了新生儿母亲的男人，与新生儿的母亲居住一个屋檐之下，是家庭的组成部分。他们认为母亲是下一代的塑造者，男性在繁衍过程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这个理念算得上是特罗布里恩群岛人的社会组织结构中最重要的构成因素。”在这样一个没有父权概念的家长制社会中，如果孩子的母亲不能承担起自己的职责，她的兄弟便会代劳。马利诺夫斯基的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今人们经常对历史做出假设，认为有些古人（至少一百年前的人）根本不了解繁衍生殖的过程。实际上，这种假设是错误的。

马利诺夫斯基坚持认为特罗布里恩群岛人“不能理解精子所具备的生育能力”。在此基础上，他得出了特罗布里恩群岛人忽视男性在生殖繁衍过程中作用的结论。可是当地人告诉马利诺夫斯基，他们知道男性与女性的交配过程能为怀孕做好铺垫。所以不管具体细节如何，特罗布里恩群岛人还是知道男性和交配过程对繁衍下一代能够起到帮助作用。马利诺夫斯基在书中还写道，有的人相信精神活动“是婴儿诞生的真正原因”。这个理念不算太过奇怪，与我们的生殖意识也并不矛盾。因为社会礼仪、环境陌生或者孩子在场等原因，很多美国人是不愿意谈论性爱问题的。他们相信上帝造人。或许马利诺夫斯基屡屡犯错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对精子的看法存在偏差。他曾经引用别人明显错误的观点来解释生育繁衍过程：“母亲为体内的胎儿提供营养。婴儿出生之后，她便用母乳喂养孩子。母亲用自己的血肉造就了孩子。”不过如果你是纯粹的唯物主义者，那么上述错误观点看起来还是比以基因组为核心的繁衍过程解释观点更为合理。究竟是什么创造了新生儿？在纯粹的唯物主义者看来，食物、母亲的血肉以及母乳显然比看不见摸不着的卵子、精子以及二者所携带的基因组更靠谱。肉嘟嘟的新生儿更像是由母亲的血肉和母乳构成的生命体，而不是卵子和精子结合的产物。当然如果你在今天还坚持这种观点，别人可能会质疑你的智力水平。

在西方世界里，人们一直就男性和女性在繁衍下一代过程中相对贡献的大小争论不休。先成论（Preformation）是形成于启蒙运动之前的观点，它认为人类的外形早在诞生之初就已经形成，出生之后要做的事情就仅仅是长大而已。换句话说，先成论认为既然成年个体是由单细胞（受精卵）发育而成的，那么这个成年个体就一定已经在这个单细胞里面“成形”，也就是人的生殖细胞里有一个“微型小人”。你可以这样理解他们的观点：每个女性体内都有一个自己后代模样的俄罗斯套娃，而且这个套娃连环不觉，无穷无尽。1677 年，安东·冯·列文虎克（Anton van Leeuwenhoek）首次用显微镜观察到了人类的精子。此后，人们又针对男性发展出一套类似的观点：子宫像是一个容器，能够孕育来自男性的精子。1870 年左右，人们对怀孕的解释就和如今的科学理论比较接近了。人类学家史蒂文·贝克曼（Steven Beckerman）和保罗·瓦伦丁（Paul Valentine）根据诞生于十九世纪奥地利的科学发现提出“一个精子，一次受精学说”（One Sperm, One Fertilisation Doctrine）。据悉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Mendel）在十九世纪通过实验发现，将一个花粉粒置于一个胚珠上之后，植物就能结出发育情况良好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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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纽约时报》报道称科学家几乎可以“在没有生身父母的情况下制造出人造生命”。根据科学家的假想，他们将利用在胚胎中诞生的合成人类基因组在人体外完成发育。不过除非科学家能合成卵子、精子（这两种生殖细胞的作用可不仅仅是为后代提供 DNA 这么简单）、子宫和女性，否则他们永远不可能排除生身父母在繁衍后代的过程中的作用而创造出生命。同样，克隆现有生物或者刚刚灭绝的物种也适用同样的道理。无论是什么样的合成人类基因组，只要它最终想成为生命，就要符合智人的生物学法则，符合已经在地球上运行超过 37 亿年的生物规律。合成基因组只是宏大繁衍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合成基因组的发育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制造它科学家的决策、合成基因组时所使用的物质、最终孕育生命的女性、能在怀孕期间影响她生物学特征的人以及带来各种生物学影响的新生儿护理人员。所以说除非能从零开始人造生命，否则繁衍生殖过程还是需要生身父母发挥作用。

相比之下，科学家已经成功将某些人类繁衍过程中的过时因素排除在外。体外受精的发明使得交配过程不再是必要环节，也让精液不再重要——科学家可以在精子与卵子结合之前就采集精子，并对其进行处理和培养。可即便现在我们依旧认为精液是创造新生命的必需品，因为最近的研究发现精液的缺失可能影响胎盘和新生儿的生物学特征，尤其可能对新生儿的代谢性状造成影响。

人们对交配在繁衍过程中必要性的看法不断变化。随着认识深入，人们渐渐从文化层面和科学层面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看法。“精液启动”理论（seminal-priming）认为，女性接触精液能提升生育能力，但也可能在怀孕过程中出现子痫前期症状，最终危及胎儿和孕妇的生命安全。所以尽管目前我们可以在没有性爱和精液的前提下实现繁衍，但这并不是主流。虽然新的繁衍生殖技术影响了文化层面上的亲缘关系，但我们通常还是以自己对卵子和精子来源出处的认识来确定新生儿带来的各种社会关系。所以一切又绕回到那个熟悉的公式：男人+女人+其他想象因素=新生儿。不管我们怎样完善细节，生殖意识始终都是人类自我认识的构成部分。从特罗布里恩群岛到古埃及，再到如今的纽约，生殖意识始终存在。

正如我们不知道祖先何时发明了语言一样，我们也不知道生殖意识起源于何时。但我们知道，语言和生殖意识都诞生于很久很久之前。欧洲探险家第一次与孤岛上的土著居民见面时，也将语言和生殖意识散步到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作为人类，我们能解释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能够理解男性在繁衍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能够知道人与人之间存在的亲缘关系。这些能力极大的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结构和对于交配对象的规则限定，也为人们在大规模项目上达成广泛合作奠定基础。这些能力也塑造了我们与地球和各种驯养动物（用于获取食物或者劳动力）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人类与地球和各种驯养动物之间的关系又反过来对地球环境造成影响。就算生殖意识不是人类世开始的原因，它也深刻影响了人类世的发展轨迹。在进化过程中，知识真的就是力量。

认识到生殖意识在人类过去和现在发挥的巨大作用之后，我们便能以新颖的方式重新诠释大部分的人类行为。文化是人类所拥有的非凡财富，任何人都不能自以为是的忽视文化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文化能够以充分说服力的方式解释%&&&&&%人们会推崇纯女，采用避孕措施以及萌生至死不渝的爱情，进化论就做不到。生殖意识让文化更加丰富多彩，进而推动一系列制度和规则的相继诞生。

有些科学家极力想证明文化对人类进化过程所产生的影响。在《并不仅仅是基因：文化是如何影响了人类进化》（Not By Genes Alone: How Culture Transformed Human Evolution）一书中，人类学家皮特·理查森（Peter Richerson）和罗伯特·博伊德（Robert Boyd）指出我们进化出了高于古老灵长类动物社会本能的独特种族性社会本能：“种族社会中的基因与文化一共进化，最终孕育出独特的种族性社会本能。它使我们能够与一大群人或者其他种族展开合作。”另外，两位人类学家还认为独特的种族性社会本能“使得我们能够因为共同的目标而与一大群在文化层面上与自己毫无亲缘关系的个体开展合作，形成其他灵长类动物不具备的社会组织形式”。不过，理查森和博伊德针对人类社会性问题提出的观点还是遗漏了一个关键性的元素——生殖意识。

我不是说文化有着比生物学更强大的力量，也不是说生物学有着比文化更巨大的作用。我只是想说文化因素和生物学因素在人类重建对性行为、性别、繁衍和亲缘关系的认识过程中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果说文化能在长达成百上千年的古人类工具制造史上占得一席之地，那它也非常有可能一直影响着人们的生殖繁衍过程。也许将人类的物质文化与其他物种进行对比比较容易，认识到人类非物质文化的重要性却比较难。可是，又有什么能比繁衍后代而生生不息更重要呢？

人类学发展早期，类似马利诺夫斯基这种对生殖信仰和亲缘关系的研究明确体现出当时学者对人类进化的理解和对祖先生活的猜想。不过这种风格的研究未能引领学界时尚，因为文化历史学家努力想让自己与针对人类进化过程的研究划清界限。其实现在的我们与石器时代的先人并不是完全一致，更和已经灭绝的人类祖先大不相同。

虽然学术界对生殖意识的看法渐渐趋于一致，但有的学者还是想要再次强调独特的人类亲缘关系以及亲缘关系对帮助我们了解祖先历史的重要性。简而言之，人类组建家庭的方式与其他动物截然不同。 在《早期人类亲缘关系》（Early Human Kinship）一书里，人类学家温蒂·詹姆斯（Wendy James）鼓励读者从科学和人文科学角度思考，研究“如何用进化论解释人类组织的整齐有序”。具体来说，詹姆斯希望人们“用进化论解释人类如何维持一夫一妻的婚姻关系和家长与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并进一步利用这两种关系实现生殖繁衍”。

为了完成生殖繁衍，人类做出的努力究竟对自己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可能永远都找不到答案。但是当祖先们渐渐理解身体所具有的创造力时，他们便理解了自己在生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生生不息繁衍至今，生殖意识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翻译 糖醋冰红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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